3月16日，曾翻译过托玛斯·曼的《布登勃洛克一家》、毛姆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等世界经典名著的翻译家傅惟慈在北京逝世了。近年来，余一中、蓝仁哲、王永年、钱春绮……一大批翻译大家正逐渐消失在文学的译林之中。这些翻译大师的经典作品，经历了两种文化奇妙碰撞与发酵，让更多的人沐浴异域文化的永恒芬芳，这是最接地气的时代精神。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，随着老一辈文学翻译大师们的离去，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也渐渐跌入了青黄不接的困境。文学翻译何以为继？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。

中国翻译史可谓源远流长，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“五四”时期，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巴金、瞿秋白等一大批作家、革命家，几乎都是一面熟读西书，一面操笔翻译。借异域之文学，再铸国人精神之魂，是当时的文学翻译主将们苦苦追求的目标。

然而，随着翻译需求与供应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变形，文学翻译也逐渐走下神坛，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“多余人”。无论是译者队伍、译者心境，还是出版社、读者，各方都在时代变革中与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文学翻译传统默默地划清界限。无论是19世纪末林纾、严复的风光无限，还是20世纪末季羡林和傅惟慈的寂寞坚守，在当今译界龙蛇混杂、泥沙俱下的混乱状态下，两者都显得颇为另类。

这其中，译者的选材、态度问题颇大。新文化运动中语言革新、思想革新的翻译标准，如今让位于“市场标准”，一些译者甚至没有标准，只要报酬和交稿期限合适，什么作品都敢译。出版市场也显得急功近利。一些出版社在网络电子文本和网络书店的挤压下拼命压成本、缩周期，一旦瞄准选题或买下版权，便快速译出进入市场，抢译、赶译现象丛生。

读者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也变得更为“务实”。消费市场里职场谋略、托福雅思等图书大行其道，部分愿意阅读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则对译本质量要求不高。此外，翻译的地位较低。即使是像屠岸、草婴、张谷若这样的大翻译家，许多读者都知之甚少。即便像王永年这样的老一辈翻译家，花了近两年时间翻译的《博尔赫斯全集》，稿费也不到2万元。

刘小枫教授在纪念翻译家罗念生时曾言，翻译可以让我们接触文明中最为高古的伟大心灵。我们如果不是向高贵的心灵看齐，必然是向低俗的品性看齐。要解决上述问题，关键在于提升全社会对翻译文学的信心以及对精神精致的追求。

首要问题是提高译本的文学性。一篇在语法、词汇、句式等形式层面无懈可击的译文，为何让人难以感受到原著的表现力、感动或审美愉悦？这是因为其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。杨绛在翻译《小癞子》时，对译名反复斟酌，终于将原本冗长的《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》化成形象好记的“小癞子”，不仅兼顾了其满头生疮的外形，更有中世纪神学人物的历史典故，堪称文学翻译中的范例之一。

再者译者要有坐“冷板凳”的定力。当前译界，仍有把翻译当作个人文学长征的美谈。草婴在翻译《战争与和平》时，广泛涉猎俄国社会风俗典籍，并给书中559个人物都做了张小卡片，将每个人的姓名、身份、性格特点写在上面。这部4卷本作品他整整译了6年。我们的译者应像草婴先生这样，定下心来积淀一些学养，读者也许就能离那个作家的世界更近一些。

只有我们的译者、出版社等具备了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才能在“引进来”过程中减少对异域文化的误读，在“走出去”道路上灵动鲜活地再现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